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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单元来自对人类环境空间结构的发现，是人类为实现生存繁衍必须依赖也有能力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的由水文、地质等地理连续性，风、气等自然力，生物习性，其他气候、气象、地理、地质因素等规定的自然整体。人类环境发生的损害都是环境单元在满足人类需要方面的能力丧失或降低的损害，因此，环境保护应当以环境单元为保护对象，以环境单元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为保护客体。环境单元不同于法学的其他认识对象，它是自然整体，具有与市...
我国《仲裁法》的修订理应充分关注一裁终局的例外情形问题。对此，基于当事人合意、社会规律、程序瑕疵，不仅应结合仲裁特性变造设置终局性的新事实例外，还应充分考虑理论的体系性而增加规定四种新情形。对于新事实例外，应以仲裁裁决作出之时而非辩论终结时或司法审查结束时确定终局性的基准时，基于基准时之后发生的与已决权利有关的新事实才能允许重复争议该权利主张。对于旧事实例外，并非所有基准时之前发生的旧事实均受终局...
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相关规定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缺乏上位法的集中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审前阶段涉案财物保管处置失当、对物强制措施的适用存在任意性，审判阶段的审理程序虚化，导致“漏判”“空判”现象严重。追本溯源，主要症结在于审前阶段的涉案财物处置缺乏诉讼化构造、审判阶段的涉案财物审理依附于定罪量刑程序、被害人及案外人等利害关系人缺少参与诉讼并主张权利的路径。针对上述问题，应当以《刑事诉讼法...
传统预防主义发展到新预防主义，是刑事法治跟随时代进化的结果。新预防主义并非仅对刑法的局部修改，而是刑法理念、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自我反思、自我创生的体系性进化。在刑法理念上，积极预防实质是“想象的命题”，其管控社会风险的立论基础与核心功能已被实践证伪，现代预防刑法应当确立消极预防刑法理念，以使刑法从“扩张的处罚”转向“妥当的处罚”。在刑事立法上，以新秩序犯替代危险犯宜作为预防刑法发展的主流方向，通过...
政务数据应用的动态过程主要呈现为开放共享、汇集处理、开发利用三个环节，面向秩序建构、服务供给、产业转型、风险规制等不同行政场景。不同环节和场景下政务数据应用面临的行政法问题可以归纳为权力配置不清、权力与权利失衡及利益分配不均三个基本方面。受限于传统政府管理型思维，构成行政法难以有效回应政务数据应用法治需求的内因。植根合作治理语境，以塑造整体性数据治理框架、统合多元数据治理目标、搭建“共有共用共治共...
根据《民法典》第1143条规定，下列遗嘱无效：（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2）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3）伪造的遗嘱无效。（4）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
《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民法典》第1128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目前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与《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地法》的制定工作均在进行中，如何妥善处理法典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亟待理论解答。方兴未艾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亟须法律体系的重构，而当下分散立法模式下的自然保护地立法难以满足体系重构需求，需要借助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实现体系化立法。为了弥补现行自然保护地法律规定的体系性缺陷，生态环境法典应代替《自然保护地法》提供自然保护地领域的一般法规范，与《国家公园法》《自然...
司法案卷数字化是司法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域外司法实践中探索引入程序便利化技术措施，以电子签名捺印等认证形式保障诉讼中相关电子文件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这种从物理认证到数字认证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在刑事诉讼中构建以电子签名捺印等数字技术应用为基础的数字信任体系。可靠的电子签名捺印具有代替传统认证方式的能力，认证形式的改变不影响其身份识别与公文认可功能。针对电子签名捺印在法律层面存在的自愿性、真实性风险，以及...
关于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的相关规范散见于《民法典》人格权编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特别法，既未明确声音权益的法律性质，亦未形成科学的保护路径，极易引发裁判争议。声音作为人格要素既受人格权法调整而产生一般人格权益，亦与特别法结合而产生特别人格权益。前者宜细分为物质性人格权益与精神性人格权益，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规则予以分类保护，侵权行为分别以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声音与贬损自然...
刑法与行政法规定的条文表述相同是我国法律体系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立法现象，这导致了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界限模糊，使得犯罪的衔接适用面临诸多实践困境，甚至直接排除了行政法的适用空间。但立足于刑法上犯罪的实质标准，基于我国刑法与行政法二元法律责任的实际，即使是刑法与行政法条文规定相同情况下的犯罪，也应当承认其具有衔接适用的必要性。在所有刑法与行政法条文表述相同时的规范适用中，都应当坚持实质判断的标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