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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 1-15 共查到知识库 人物研究相关记录307条 . 查询时间(4.265 秒)
1937年3月王宠惠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表示遵循和平路线,致力于改善中日邦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一开始提出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但随着和平解决无望,逐渐转向抗战,寻求国际上“援华制日”。后在陶德曼调停期间,王宠惠虽倾向接受日本11月初的议和条件,以结束中日战事,但仍坚持抗战立场,宣扬胜利非我莫属,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反复举动,既受制于复杂时势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影响,也受制于个人政治立场及...
1948年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的自杀是国共易势之际的重大事件。回到历史现场,发现陈布雷自杀事实及内中因由,并非在事件发生后即昭然著闻,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被遮蔽到逐渐显露的过程。原本清晰确定的自杀事实,经由国民党党媒的重塑与社会谣言的矫饰后,变为“病逝”与“自杀”相互交织甚而难辨真伪的“罗生门式”叙事。国民党虽最终迫于内外舆论压力照实公布陈布雷遗书,但在解读陈布雷自杀事件时,仍...
1949年,政权鼎革。巨大的变化下,个体生命轨迹也不可避免跟随动荡。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青年助理喻世长,经历了政权鼎革前的恶性通货膨胀,靠着倒买倒卖维持生存。政权鼎革后,政治进步至关重要,喻世长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和青年教师一起,争取权益,力图打破大学的既有格局。他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希望进入组织体系,获得更多进步的机会。因为偶然的机缘,喻世长被选中充当特殊系统的信息员,成为大学里特殊的一员...
张曾敭卸任浙抚后居京四年,虽屡有传言他将复起,却终未再现于政坛之中。辛亥革命后,张曾敭隐居涞水,后寓居天津直至去世,这段时间是他人生最后的岁月。在涞水期间,张曾敭以清室遗民自居,不问世事,与劳乃宣等遗民多有交游,但鲜有文字存世。1916年,天津发生了“南皮张氏二烈女”事件,平日杜门不出的张曾敭突然出山,并为之奔走呼号,推波助澜,致此事成为津门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张曾敭对“二烈女”的关注,可视为他践...
顾颉刚在1920年代发动“古史辨”的讨论,引发学术界轩然大波之后,留下不少自传体的文字,详细解释自己的成长道路。顾氏出身苏州书香之家,自小受到祖辈、父辈的严格教育。但在其6万余字的《〈古史辨〉自序》中,他却很少提及其父顾柏年(号子虬)。相反,他的自述、日记、书信等材料揭示,他们父子之间在求学、婚姻和人生态度等方面存在着矛盾与冲突——顾颉刚对其父亲抱有敬畏大于亲密的复杂情感,使得顾颉刚几次间接或直接...
帝国主义是蒋廷黻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基于对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形式的认同,他认为中国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抵御帝国主义,保证国家主权的完整。但是,蒋廷黻相信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能够让中国从中获益,近代资本主义体系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他认为帝国主义并非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是古今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现象,并且无涉善恶。基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蒋廷黻认为中国要想在这样的国际秩序里自存,需要厉行中央集...
鲁迅的后期创作容纳了“异化”“质化”并置同构的城市经验,确立了反抗的精神文本与启蒙知识分子的精神遇合。上海经验牵动鲁迅向现代城市境遇的更深处开掘,进而全面开启中国现代都市复杂性的审视。对城市现代性困境的心灵排拒和深度思考,促使鲁迅站位于“都市最后的壕堑”,以另类的城市书写和多元的文化批判,完成其早期启蒙思想的接续与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美华左翼作家蒋希曾发表多部带有革命热情与阶级思考的作品,受到美国《工人日报》《新群众》等左翼报刊关注。《中国红》《金拜》《出番记》等以“自我”为原型,塑造了身在异域的失意革命者形象,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作家阶级认同的生成与精神指向的变奏。目前《蒋希曾档案》《蒋希曾文选》虽已面世,但仍存在资料空缺,文学作品自传性的佐证限度,也需加以考证。20世纪美国报刊对蒋希曾作品的刊载、对其活...
朱绍侯先生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与教学,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领域造诣精深。朱先生以其强烈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紧扣时代脉搏,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与思想、民族问题和农民战争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富于创新性和启发性。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
九一八事变后,地质学家翁文灏与蒋介石相识并获重用,进入国民政府体制内。全面抗战后,翁文灏主要负责与其专业相关的资源调查与工矿开发,属于“技术官僚”。全面抗战爆发后,翁主管战时经济建设,领域扩大到工业生产、资源开发、易货贸易等事业,随着权限扩大,也卷入体制内的政争。抗战胜利前后,翁出任国民党内职务与行政院副院长,已逐渐变成“职业官僚”。1948年,翁任“行政院长”,更深地卷入官场纷争和派系纠葛之中。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严复以其深具洞见的论述以及对一系列西方学术经典的翻译,促成“天演”世界观在近代中国的形塑。在这一世界观的影响下,清末民初的读书人逐渐接受“公理”“公例”“公法”等西方科学定律与政治法则。“天演”世界观由此呈现出“由道变俗”的世俗化价值取向。然而,严复的思想摆荡于中西之间,既接受多种“道”并存的历史现实,又高度认可中西学理的“道通为一”。
“幻灯片事件”之后,鲁迅离开仙台来到东京,计划以文艺改变愚弱的国民精神,这场预想中的“文艺运动”以杂志《新生》的创办为开端。彼时鲁迅的精神体验正是他为第一期《新生》所选插图,英国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兹的油画《希望》所象征的。“希望”这一主题关联着鲁迅在不同生命情境下对自身与民族存在状态的思考,观察画作《希望》所产生的视觉经验和审美体验作为周树人对文艺“原初的激情”,从主题、内容与表现手法上都对...
对鲁迅笔下底层人物形象精神麻木的讨论不能仅满足于封建礼教压迫导致的人性缺失这一概括性判断,还需要从这一异变过程中间的微观考辨回答为何底层民众会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丧失人性。从历时性的过程来看,封建礼教引发了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丧失,同时必然地伴随着人类情感的丧失,而情感的丧失最终标志着人性的彻底沦丧。从共时性的表现来看,社会的黑暗导致了自我意识、对象意识和人类情感的同时丧失。只有将底层民众精神麻木的...
借助一些新发现的材料,可以在民初政治史脉络里重构刘师培和章太炎两人通过媒体进行自我展示与互动的有关细节和具体语境,乃至两人交谊变化情况及其背后的现实政治因素影响,也可借此展现刘、章两人的性格为人与行事风格差异。两人皆非常重视报刊的力量,善于利用舆论发声和进行自我展示。刘师培好胜多疑、趋时善变;章太炎则爱才心切、特立独行。由此导致两人基于相似学术立场的私谊不可避免会成为报刊舆论的消费品,也难以承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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